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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读《山坳上的中国》  

2016-11-08 11:05:11|  分类: 教学科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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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山坳上的中国》

 (2014-11-25 10:53:35)
标签: 

教育

 

教育先行

 

国人心态

分类: 读书

宁愿丑陋,也要真实

——读《山坳上的中国》

一、全书基本内容

纵观全书,作者立足于大量不容置疑的材料和数据之上,对当代中国的问题和困境进行揭示和分析。以事实为依据,指陈弊端、揭示危机,而且涉及到工农业、商业、交通、能源、生态、教育、意识形态等几乎所有的领域。以激扬的文采,从直观的社会学、未来学、问题学角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可能遭遇的民族文化传统及固有国情中的诸多缺陷表示忧虑。目前的一些组织、机构、各种政策、评价、思维方式,不仅支配着现在,也影响着下一代的行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于我们如何谨慎地选择一个未来,而确切的说,一个不认清现状的人,是迟早要被未来所抛弃的,作者给沉醉于今日成绩的人当头一棒,告诉我们,最大的敌人,原来是自己,中国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也要研究现代化会碰到的种种问题、疑难、困境与危机的潜伏。只有正视自身,研究自身,提出问题,然后解决问题,才是走出困境、走向胜利。这正是作者的初衷所在。

《山坳上的中国》对现代化进程中存在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在讲中国经济时,他说中国经济管理最主要的三大弊病是,过度集中,行政化管理和官僚主义;作者讲“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都是农业劳动转向加工业的模式而不是农业自身发展的模式;在谈到开放问题时,他认为我们国家盲目引进现代化设备,却忘了自身条件的具备情况——只有在技术环境合适时才能跟市场结合在一起;他称“交通”为拖后腿的先行家,指出中国能源的利用率过低,两者构成了经济发展的两大短板;他指出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在于“叫好”和“绝对惟命是从”;现代国家安全受到主要的威胁已经不是外部的军事入侵,二十来自内部的资源枯竭、人口剧增、生态平衡破坏和环境污染……这些都是作者非常独到,并且振聋发聩的声音。

二、中国人的“态度”

作者洋洋洒洒,40多万字,可以说是一部盛世危言,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国人劣根性的揭露。所谓态度决定一切,可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处事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惰性正是这危机的根系所在。作者在文章揭露的所谓中国人的“态度”主要有:

(一)乐感文化

中国人习惯于报喜不报忧,习惯于稍微有了一点进步就大加弘扬,习惯于描述一幅美妙的理想蓝图,鼓吹已成为全球第几大经济体。中国正面临社会转型,政治体制改革,经济转型都面临着非常重大的选择,每一次选择都应该是慎之又慎的。与其敲锣打鼓让全世界知道我们的小小成就,更具有现实意义的做法是:具体分析、足够估计、充分宣传比成就远为巨大的问题,隐患与危机。我们不能自欺欺人,也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太过浮躁。古人言“居安思危”,何况我们离“国泰民安”又去之甚远,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大,世界仍然是发达国家的强权世界,何来井底之蛙般的沾沾自喜呢?所以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该有国家与民族安危的大局,透过新闻、社会现象来思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不能人云亦云。

(二)急功近利的心态

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在中国以经济为龙头的目标制定和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经济的发展要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也就是说日后中国人钱包子鼓起来了,却还要沦为健康的奴隶,为下一代负疚。在中国社会建设中,充斥着太多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比如城市规划缺乏长远的理性的思考,常常是拆东墙建西墙,公路变成修修补补的拉链。条件远没有成熟,但是愿望很热切,一经提出就马上去做了,好像做了就一定会达成目标。口号喊出,几乎等于目标实现。所以才有人说中国人是光说不做的人。有美国人说,给他25个具有上进心的人就能管理好国家。可见上进心多么重要,易于满足的大白菜心理早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政策的制定容易到顶,但是其他的一切却很难跟上。没有美国人踏踏实实的实用主义,没有对于问题科学理性动态的把握,没有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没有管理者和决策者的宏观眼光和科学管理能力,不可持续发展的日子就要来了。

(三)避重就轻,避实就虚

作者在很多地方提到了中国人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即把问题转换成另一个问题,好像找到了答案,但实际上只是在形式的遮蔽下躲过一劫。

比如说政府大力弘扬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并没有从实际上解决农业的发展问题,只是把农业劳动力转向了加工业而已。中国农村的改革问题是跟整个文化、教育、组织、法规、习俗、观念、科学技术水平等各种基本条件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一夜之间两个步骤就可以达到目的的,根本的问题在于小生产潜力已经枯竭,解决的方式只能是转向大生产。中国农业改革迟早要进行“实质主义”的改革。

而以4倍于外资的代价在一片荒野之中树起来的深圳特区得到了一个与原来“三个为主”的目标相左的结果。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发展缓慢,消费工业却高速发展,结果造成了全国产业结构的发展主体向消费方向倾斜,高消费迅速普及化。深圳模式真的值得学习么?又比如铁路、公路、水路交通尚未通达,又怎么能够大谈特谈经济的发展呢?这未免有点本末倒置。

有些人常把一个实际关系问题,当作一个抽象理论问题来研究,不分析实际材料,只知道作理论推演,这种好心祸国的理论是很使人遗憾的。对于问题的本末倒置、避重就轻,其实是一个民族面对挑战的创造能力的体现。我们执着于刻画一个模板,然后照搬,全部的心思只花在模板的塑造上,却不知道各时各地情形大不相同,逃避解决问题方式只能是遭遇更大的困难而已。

(四)在形式主义中浪费

这一点来看看中国的教育便可知。中国的教育投资处于世界水平的最低位置,却在管理方面存在着严重浪费的现象。教育系统产出的人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能互相适应。整个中等教育为升学率而转,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不合理。用于教育的人力、物力、财力在自我束缚中消耗掉,并且造成了恶性循环:愈是浪费性的消耗大的,愈得到“照应”,也愈是趋于无力改进和走向封闭。这就导致了教育的人才产出成本有增无减,如果有人去计算教育的投资收益率,就可以知道投入与产出是怎样的关系了。

目前,从高等教育走出来的学生到哪里去了呢?就业与专业不一致,高学历去从事低技能的工作,硕士生去扫马路,博士生养猪。在经费限制、成本增加的情况下,人才被过度教育了,这无疑不是一种浪费。高学历者和农民工的失业,就是一个关于教育的悖论。

(五)重服从而缺服务

这是针对中国的政治而言的。政府机关虽然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人民为其服务”为领导官员所默认。作者指出中国现代官僚主义的主要病根在于权力过分集中,这种集中的权力使得权力本身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政机构繁琐、人员冗杂的官僚政治网络其本身就具有自我保护的功能。政府官员以“掌权者”自居,而国民“服从领导”的各项方针政策。前者表现出“专制”,而不是民主,更不是服务,后者表现出“服从”,“不争”,是一种奴性。西方国家行政区域的划分,权力的下放,远比我们做得好。政府领导官员要有服务的意识,而国民则不能有惟命是从的意识。

三、教育应当先行

我们谈中国的问题,总在于中国的人口,而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既是发展的负担,也是发展的动力。要解决好人口质量、数量的问题,教育应该先行。

现代化的三鼎足是管理、科学、技术。这三者的根本在教育。

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过剩是人类的三大基本问题。环境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水平太低。而技术水平的发展不仅仅是引进技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自身先进技术的生产能力,而先进技术能力的生产,还在于教育,还是人才培养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现代化发展中理念不断更新的一个问题。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科学技术,都离不开教育对它的支持,教育对经济的发展作用是滞后的,没有理由把教育放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上,教育应该先行。

在管理上,中国干部的基本观念和方法,也需要来一个根本性的深刻变革,否则,现代化只是纸上谈兵。一切解放的基础,变革的前提,创造和发展的基础都在精神,都在文化。我们的政治文化如此深入人心,读书——做官,而知识分子一旦做官就被臭化了。要摆脱这样的恶性循环,也只有靠教育,观念是具有惰性的,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做的努力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基于此,教育更应该先行。

如果说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过剩是当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那么,教育会成为浮出水面的更为本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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