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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教育名言集锦(3)  

2016-10-20 15:40:48|  分类: 教育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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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名言集锦(3)

 (2015-02-28 19:03:25)

第三部分 语文的特点和任务

1. 汉语文特点

●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它不同于表音文字,它是以双音节词为主,极富有音乐节奏美,平仄声音整齐有序,讲究抑扬顿挫,读起来琅琅上口,铿锵有力,易让人在背诵中领会其含义。另外,汉语不同于西方语言。印欧语系的语言是重音语言,没有声调,却有重音。所以,西方人天生对轻重节奏有敏锐的感觉;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是旋律型声调语言,没有重音,却有像旋律一样声调。所以,中国人说话,天生像唱歌。还有就是,欧洲语言,元音发音部位比较靠后,汉语的元音部分比较靠前,所以,欧洲人唱歌要张大嘴,中国人唱歌要咬字紧唇。有人要问:汉语没有重音为什么指导学生朗诵时要抓重音?其实,朗诵是舶来品,是我们的留学生在清末民初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那时候的国人们,初次听到朗诵时,觉得很古怪,怎么拿腔拿调的。当时的人甚至编了双簧来嘲讽朗诵。现在的人们当然不会再嘲讽朗诵了,更多的是听到吟诵的时候哄堂大笑。汉语最初是吟诵,就是边唱边读边背诵,其实,用朗诵来代替吟诵怎么也找不回汉语那种神韵了。但是,时代就这样发展下来了,也只有将错就错了。

●汉字有着丰富的人文信息。有人曾经说:“一个象形字就是一幅画;一个会意字就是一段故事;一个指事字,图文并茂;一个形声字,音像具备。”

●汉语是一种不同于印欧语系的非形态语言。

首先,我们用于记录语言的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每个字都有固定的音形义,必须一个一个地记,与印欧语系有着明显的差别;

其次,汉语词汇不象英语或法语那样必须依靠严格的形态变化显示句子的语法关系。汉语语法关系依靠词的顺序,句子中词语顺序不同,表达的意思就不同,语气不同,语义也不同,许多情况下句子的意思需从整体上,或者依据语境去理解。汉语是一种“人治”语言,不是“法治”语言,遣词造句主要依靠语感和对词语语境意义的把握。因此,中国人写文章即使不懂语法,全凭语感一样可以写得文从字顺;

第三,汉语中单音词较多,而许多词语又都是多义的,一个字或词在不同语句里意思不相同,要想了解字词的意思必须从整个句子中去考虑;

第四,还文字多数属于象形、表意文字,每个字本身蕴含一定的人文信息,因而,汉语人文蕴含深刻、含蓄,种种用形象说话,不能通过简单的词句分析来领悟语言内在深刻含义。

2.“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的关系

● 张志公先生说得好:“锄头是锄草的,而锄头和草是两码事,锄头和草并不长在一起。语文是交流思想的,语文和思想虽然也是两码事,可是由于语文是交流思想的工具,而思想是抽象的,它要依靠语文这个物质外壳而存在,所以语文和思想老是长在一起,分不开。”

我在这里还要提出语文工具性目标的“人文化”这样一个问题。例如识字写字吧,通常总认为,学生从小学习认读汉字、书写汉字,是为了掌握交际工具。然而我们常常忘记,掌握了一种语言文字,其实就是学会了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就是传承了民族精神。更何况语言文字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尤其是方块汉字,它属于与世界上通行的拼音文字系统不同的表意文字,这种文字的心理机制有其独特性。根据脑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科学家把拼音文字称作“单脑文字”,而把汉字称作“复脑文字”,因为前者偏侧于人的左脑功能,而后者是左右脑并用。故而汉字的特征更多地与人右脑的空间、视知觉、图形、直觉、情感、想像等功能相联系,汉字学习大大有利于对儿童的天性和心灵的开发,这就是汉字的人文价值所在。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曾这样赞美汉字:“世界上有一个古老的国家,它的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美丽的画,一首优美的诗。”(方智范《品味我心中的语文》

陕西省西安市教科所赵明老师认为,“语文从来就不是纯工具的东西,人文精神从来就不可能游离于语言之外。不感受语言文字的语文教育是‘魂不附体’;不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语文教育是‘魂飞魄散’。”(1)王尚文老师也指出:“‘人文’精神渗透在文本的言语形式中。对文本来说,所谓‘人文精神’不仅表现在言语内容中,同时还表现在言语形式中。在其他课程中,我们的关注点主要在内容上的‘人文’,但在语文课中,我们则把关注点由言语的内容转移到言语的形式上,由‘说什么’转移到‘怎么说’上面。我认为,这是语文课与其他课程的根本区别,也是语文课之所以是语文课以及我们之所以要语文课的原因所在。”他还说:“人文原在语文中,它渗透于对语言文字正确理解与运用的整个过程。”(2)特别是全国中语会原理事长陈金明先生曾多次用通俗的语言论述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关系,他说:“语文教学中的‘文与道’‘工具性与人文性’是融合一体、不可分开的。语文学科的这一特点,要求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必须依据自身的规律,采取有别于其他学科不同的做法,那就是循文求义,由语言文字深明其内容。”“教师必须依据课文的特点,从语言文字入手,引领学生研读课文、揣摩语言,从中感悟其人文思想的内涵,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在此基础上,教师还要回过头来,领着学生去品味、学习表达那些思想内容的语言文字、写作方法的特色之所在。”

语文课具有人文性,但它的教育方式绝对不能像政治课那样“通过文本直接向学生进行思想观点、政治理论的教育,任课教师只要把有关知识、原理、规律点拨清楚,达到了预设的教学目的,就算完成了教学任务。至于学生对所学的内容是如何运用语言文字、采取何种写作方法表达的,就不是政治课要管的事了。”“而语文学科却不能到此止步。教师必须依据课文的特点,从语言文字入手,引领学生研读文本,揣摩语言,从中感悟人文思想的内涵,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在此基础上,教师还要回过头来,领着学生品味、学习表达那些人文思想内容的语言文字、写作特色与奥妙之所在,在这一过程中,加深对文本思想内容的理解。”(4)语文课程的人文教育要靠教材内容自身来说话,要在引导学生研读课文、品味语言的过程中去实现。语文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这是第一位的,人文教育必须在完成根本任务的过程中以熏陶感染、循序渐进的形式加以落实。

叶圣陶先生早就强调:“语文教学的根在听说读写,是听说读写之内的挖掘与创新,而不是游离于听说读写之外的花样翻新。”

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也强调:“我不赞成那种过分人文化、文学化的语文课改。我们不应当把新课程理解为就是加大人文性,弱化工具性。”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提高读写能力是他们学习语文的起码要求,要先掌握语言表达的工具,然后才是审美、文学素养等方面的要求,后者相对而言是比较‘奢侈’的东西。”“现在据说很多人连‘训练’都不敢提了,那语文怎么学?毕竟它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把语文的功能无限扩大,好像很重视语文,到头来却可能‘掏空’语文。”

丁培忠曾强调:“语文这种工具,不同于其他任何工具,它是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这种工具,你不用它便罢,只要一用它,必然要赋予它自己的思想、观点、感情。”

美学教育家朱光潜说:“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际是在思想感情上‘推敲’。”换言之,学生在理解、品味语言中,就会受到人文关照;在学习运用语言中,就会得到人文精神的滋养。人文教育不是外加的,更不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等量相加,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

3.语文教学的目标、内容和任务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国文教学悬着明晰的目标: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章的技能。这些目标是非达到不可的,责任全在教师身上;而且所谓养成,培植,训练,才算达到了目标。”(《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65页)“学习语文,目的何在呢?就在于把“听”“说”“读”“写”四项基本功学得更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互相协作互相支援的时代里,人人都得学好这四项本领。谁不学好这四项本领,他个人吃亏还是小事,严重的是会使社会受到或大或小的损失,那就是关系到公众的大事了。”(《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第252253页)

●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最终目的为: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教师之训练必须做到此两点,乃为教学之成功。(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717页) 

●学习国文该认定两个目标:培养阅读能力,培养写作能力。培养能力的事必须继续不断地做去,又必须随时改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才会成功。所以学习国文必须多多阅读,多多写作,并且随时要求阅读的精审,写作得适当。

在课内,阅读的是国文教本。那用意是让学生在阅读教本的当儿,培养阅读能力。凭了这一份阅读能力,应该在阅读其他的书,以及报纸杂志等等。这才可以使阅读能力越来越强。并且,要阅读什么就能阅读什么,才是真正的受用。

在课内,写作的是老师命题作文。那用意是让学生在按题作文的当儿,培养写作能力。凭了这一份能力,应随时随地动笔,写日记,写信,写笔记,并且,要写作什么就能写做什么,才是真正的受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120页)

●叶圣陶先生说:“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2页)

●洪镇涛先生也旗帜鲜明地强调:“儿童进学校学语文的目的就是‘学说话’,是学龄前学说话的继续。学龄前学的是口语,上学后偏重于学书面语,即不只是会用口说话,还要学会用文字来‘说话’,说比较复杂和高级的话。……那么,组织和指导学生学习语言,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就是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洪镇涛《语感教学实录》第217页)

●苏霍姆林斯基主张“让学生生活在思考的世界里”。他说:“我们依靠思考,也只有依靠思考,才能驾驭年轻的心灵。我们的思考能点燃学生的学习愿望。我们的思考能激发学生对书籍的不可遏止的向往。”

必须使学习有明确的目的性,我在学校工作了35年,而直到20年前我才明白,在课堂上要做两件事:

第一,要教给学生一定范围的知识;

第二,要使学生变得越来越聪明。

不能认为:既然学生在掌握知识,他自然就变得更聪明。这一切远不是这么简单的。

不要把学习局限在教室的四堵墙壁里,不要机械地把事实和规则从教师的头脑里搬运到学生的头脑里。用形象的话来比喻:在教室的旁边,还应当有一块田地,让学生在那里从事智慧的、被某种思考所鼓舞的劳动。这块田地可以是很小的,哪怕是装着泥土的一个小箱子也行。最主要的是:要让学生能够同时看见、观察和动手。哪里能做到这三点,哪里就有生动的思考,使智慧得到磨练。(《给教师的建议》211212页)

●国家原教育部副主任柳斌同志在《坚持改革方向,为提高国民的语文素质而努力》一文中明确指出:“学生语文水平的提高,不能依靠教师对词法、语法、章法的讲解讲出来,也不能依靠教师对课文的详尽分析分析出来。学生语文水平的提高只有在学生听、说、读、写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实现,只有自身主动参与的学习过程中才能实现。把语文课上成语文讲解分析课,那是不成功的语文课,甚至是失败的课。”

●吕叔湘先生早有名言:“教学大纲只是提出教学目标,至于教学步骤,只是提供参考,教师可以根据情况作具体安排。怎么叫做‘超大纲’,很难说。再说,‘超大纲’如果产生效益,岂不是件好事?不管怎么说,起草教学大纲的目的决不是要用它做紧箍咒。”

●王崧洲说:“一堂好的语文课,存在三种境界:人在课中、课在人中,这是第一重佳境;人如其课、课如其人,这是第二重佳境;人即是课、课即是人,这是第三重佳境。境界越高,课的痕迹越淡,终至无痕。因此,课的最高境界乃是无课。”

4.传统文化的弘扬

●南怀瑾先生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

●我国语文大师张志公先生曾一度指出:“取传统启蒙教育中行之若干世纪证明它确实符合汉语特点而富时效的精华部分为今所用并结合容纳时代要求的内容,融为一体,这绝非复古,而是一定意义的创新,是弘扬祖国文化遗产在某一实际工作中的落实……”

●语文教育家洪镇涛也说:“我国传统语文教学有很多糟粕,应当摒弃。然而,多读,多背,在读与背中去感受、领悟,从而形成语感,这确是传统语文教学中合理的内核。几千年来,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就是沿着这条路成长起来的,更不用说那些灿若星辰的众多的华章大家与诗人。”

●传统语文教学非常重视学生对经典语言材料的积累。一般用三年左右的时间,让学生熟背《三字经》《千家诗》《幼琼林》《四书》《诗经》等。在大量积累的基础上,老师才“开讲”。所谓开讲,就是对语言材料做些点评,点评哪个字妙,哪句话好,哪段文字精彩,都属于“语言使用”范畴,一般不讲语言知识,也不深究语言材料中所反映出的道理。传统语文教学非常重视学生对语言材料的自悟。

5. 语文是实践性的课程

●在学校工作的几十年经验使我相信,劳动在智育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儿童的智慧在他的手指尖上。(《给教师的建议》77

培根说过:“知识的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去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这是一门艺术,不经实践就无法得到。”

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往往忽略了孩子们本身的塑造性,其实,他们也是塑造者,我们要做的事给他们画笔、颜料,而不是一幅幅只需要他们签上自己姓名的画作。所以,把课堂坏给孩子们,这才是教育的真谛。

●犹太人将有知识而无能力的人叫作“驮着书本的驴子”。教育不是培养驮着书本的蠢材,老师不应该垄断孩子独立思考、独立理解的能力。老师应该让学生在他面前小跑,以便判断其速度,决定怎样方面速度以适应学生的程度。

●所谓学习知识,首先意味着要善于运用知识。(《给教师的建议》273页)

●学校教育的理想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社会进步的积极参与者。而“要实现全面发展,就要使智育、体育、德育、劳动教育和审美教育呈现为统一的完整过程”。“教师在课堂上跟孩子的交往,只是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孩子的教养,精神上的发展,道德面貌的形成,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在课余时间进行的、不列于课表的工作。(《帕夫雷什中学》)

爱因斯坦谈到什么是素质时曾经说:“我们把学校里学到的东西都忘掉之后剩下的就是素质。”那么,剩下的对学生一生具有恒久性影响的东西是什么呢?显然,不是知识,而是思想、道德和习惯。有位教育学者讲到什么是素质教育时,更是具体、通俗和贴切:“素质教育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我们教给学生的东西,能管学生一辈子,能使学生受益终生,这就是素质教育。”

所谓行者,实践也。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叶圣陶先生在界定语文教学的目标和任务曾经指出:“语言文字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到了能够‘行’的地步,才算具有这种生活能力。这是每一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记住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2页和3页)又说:“学语文为的是用,就是所谓学以致用。经过学习,读书比以前读得透彻,写文章比以前写的通顺,从而有利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才算达到学语文的目的。”(《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139页)

 从宏观上来说,我们除了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学习语文以外,要尽可能地把语文的学习和生活结合在一起,为学生提供“行”的机会。因为只有引导学生多参与生活,创造生活,才有丰富的阅历,也才会为他们的阅读和写作提供源泉。

 30年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提出一个口号——“生活就是教育”。他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他把学和做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比作学游泳:“譬如游泳要在水里游,学游泳,就须在水里学。若不下水,只管在岸上读游泳的书籍,做游泳的动作,纵然学了一世,到了下水的时候,还是要沉下去的。”生活就是教育,对语文尤其如此,因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是语文实践。”要“在实践中学习、运用语文。”(课标语)这就说明,语文的学习,不能为了应付考试而把学生囿于课堂,必须和生活结合在一起,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这方面西方一些国家的教育要远远强于我国。曾经看过一份资料,说的是,上海特级教师陈钟梁先生赴美考察教育时曾经参观过一所中学,两天中,校方接待者全是学生。他们介绍学校概况,询问中美学生差异,接待客人用餐,话锋之机智、思维之敏捷、举止之大方令考察团同志叹为观止。陈钟梁先生怕耽误学生的学业,恳求校方不必由学生作陪。校长则不以为然:这是多好的课堂!这是多么难得的机遇!必修课可以补上,这课误了能补吗?这难道不是我们喊了多年的素质教育吗?有资料介绍,香港的初中语文试卷上,没有什么分析、解释、划对勾,而是虚拟一些生活的情境,譬如在公共汽车上发了若干个事,你如何表述、对答……。他们注重的是生活中活生生的语言运用。

上海建平中学校长冯恩洪指出:“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一个去问题的教育,我们的学生去国外学习都有一不适应的过程,即我们的学生习惯学会了就等于没有问题,而外国的老师要求学生学会了就是能不断提出问题。所以我们要问,教育的功能是什么?是传授知识还是通过传授知识引发学生的智慧。曾经遇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美国科学教育代表团来中国后希望听一堂公开课。于是一所重点中学的一位特级教师上了一堂高一物理课。按着我们的评价标准,这是一堂演绎得极为生动,天衣无缝,出神入化的好课。获得了很多人的高度评价,但美国代表团却没有任何反应,后来他们说了一句让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话,这堂课都是老师提问题学生回答,回答得都很正确,但是这些问题学生都能正确回答了,这堂课还需要上吗?问什么你们的课不是学生问老师回答呢?我们的教育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去问题、消除问题的教育;而美国认为应该是诱发问题的教育,是学生问老师答,再问再答,再引发更多更深的问题,甚至是超过老师回答能力的问题。他们的教育是:学生没有问题进教室,然后带着满脑子的问题走出教室,是以问题为纽带;我们则是:学生没有问题进教室,没有问题出教室。我们的学生学得好的标志是会重复。”当代的各种教学流派几乎都赞同这样一个观点:“一切思维都是从问题开始的。”哈佛大学的师生中也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让人不断提出问题、思考问题。”教学要促进学生思维就应当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成功地使学生产生问题的教学才能真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袁振国教授在《反思科学教育》一文中指出:“中国衡量教育的标准是,将有问题的学生教得没有问题——全部懂了’,所以中国的学生年龄越大,年级越高,问题越少;而美国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是将没有问题的学生教成有问题。如果学生提的问题教师都回答不了,那算是非常成功,所以,美国的学生年级越高,越富有创意,越会突发奇想。”我们目前的教育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只教“学答”,而不教“学问”?我们的考试内容为什么用“答”代替“问”?我们的考试标准问什么只有“答”的标准而没有“问”的标准?(转引彭兴顺《做卓越的教师》112页)

●有些人认为,所谓运用知识,就是让学生经常完成一些实践性的作业——测量、称重量、计算等,但是还应当把运用知识变成学生从事脑劳动的一种“学风”。我们努力采用探索问题是的讲课方法。这就好比教师把一些新知识的“砖瓦”递给学生,让他去掂量,怎么把这些“砖瓦”用到正在建筑的完整知识体系的“楼房”上去。(《给教师的建议》539——540页)

●必须让少年去经常接触大自然,让他们在大自然中生活。(《苏霍姆林斯基选集(三)》第781页)

●大自然是一本书,是思维的摇篮。(《苏霍姆林斯基选集(五)》第789页)

●苏联的拉德任斯卡雅教授说:“训练孩子们从书本上搜集材料,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训练他们走向生活。”

●为了使儿童有强烈的学习兴趣,就必须使他有一种丰富多彩的、引人入胜的智力生活。我们应当经常关心的是:当儿童跨进校门以后,不要把他的思维套进黑板和识字课本的框框里,不要让教室的四堵墙把他跟气象万千的世界隔绝开来,因为在世界的奥秘中包含着思维和创造的取之不竭的源泉。(《给教师的建议》163页)

曾经见过这样一则教育案例:上海特级教师陈钟梁先生赴美考察教育时曾经参观过一所中学,两天中,校方接待者全是学生。他们介绍学校概况,询问中美学生差异,接待客人用餐,话锋之机智、思维之敏捷、举止之大方令考察团同志叹为观止。陈钟梁先生怕耽误学生的学业,恳求校方不必由学生作陪。校长则不以为然:这是多好的课堂!这是多么难得的机遇!必修课可以补上,这课误了能补吗?

上述案例中,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不就是我们喊了多年的素质教育吗?从语文角度来说,这不就是很好的语言运用吗?还有资料介绍,香港的初中语文试卷上,没有什么分析、解释、划对勾,而是虚拟一些生活的情境,譬如在公共汽车上发了若干个事,你如何表述、对答……他们注重的是生活中活生生的语言运用。

●布鲁纳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他以提出结构主义教学论和发现法而闻名于世。他认为:“我们教一门科目,并不是希望学生成为该科目的一个小型图书馆,而是要他们参与获得知识的过程。学习是一种过程,而不是结果。”

学会如何学习本身要比“学会什么”来得重要。从这个观念出发,他对发现学习作了解说:“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知识的一切形式,不局限于人类对未知世界的发现,更为重要的是在校儿童凭自己的力量对人类文化知识所做的‘再发现’。”

在布鲁纳看来,科学家的工作是发现,学生用自己的头脑去获得知识也是一种发现。学生可以利用教师和教材所提供的材料,亲自去发现应得的结论或规律,成为“发现者”。(邱学华《尝试教学论》70页)

●前辈们论医道说:“关在屋子里看三年古药方会以为天底下没有不可治愈的病。一旦走出家门给人治病,就又会感到从古到今没有灵验的药方。”(《圣贤论学》中李邦献《治学箴言》)

●美国教育家孟禄在《对于中国教育意见的概要》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教育存在的弊端:“中国今日的教学法,是一种讲演式的教授法,学生居于被动的地位,无自动的精神……现在美国教育的趋势,不仅使学生自动参与学习历程,并进一步使学生自动解决具体的问题……中国今日的教学法,譬如踢球,只教学生研究踢球的方法,不叫学生自己踢球。”“我希望中国学生要努力启发自己的能力,在讲堂上务必要极力发展自己的本能,去问,去研究,去想;能够这样,他日在社会上就可运用这种学识能力做出种种事业来。”(《近20年语文教改理论与新课标》上册96页)

●丁培忠先生曾说:“知识可以传授,能力和习惯是无法传授的,只有在反复实践中逐渐形成。要学会游泳必须下水,要学会骑车必须上车。同样的道理,要学会读书也必须读书。站在岸上听教练讲‘游泳的道理’,即使要领倒背如流,还是不会游泳;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书,即使听上十年,也还是不会读书。这样讲,并没有否定‘讲’的意思,只是说,要获得某种能力,主要靠自己的实践;关键之处教师的引导、点拨可以提高时间的效率,但丝毫不能代替学生自己的实践。”

●鲁迅先生在他的《摩罗诗力说》中谈到阅读中感性与理性的关系,认为没有感性作为基础的理性分析,就像“热带人未见冰前,为之语冰,虽喻以物理、生理二学,而不知水之能凝,冰之为冷如故”;让热带人了解冰的特性的最好的办法是“直示以冰,使之触之”,阅读文章亦应重视感性,“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音,灵府(心中)朗然,与人生即会”。(强调的是语言实践)

●鲁迅先生在《这个与那个》中说了个意味深长的譬喻:“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

鲁迅在《人生识字糊涂始》中说:“孩子们常常给我好教训,其一是学话,他们学话的时候,没有教师,没有语法教科书,没有字典,知识不断地听取、记住、分析、比较,终于懂得每个词的意义,到得两三岁,普通的简单的话就大概能够懂,而且能够说了,也不大有错误。”这说明,孩子们学话的时候,没有人给他们讲语法理论,也没有人个他们将修辞手法,他们之所以学会了说话,而且卓有成效,主要靠的是不断地听,不断地说。在听说种理解,在听说中训练,在听说中提高,一句话,在听说的实践中学会听说。

●叶圣陶:“语言文字的学习,就理解方面说,是得到一种知识;就运用方面说,是养成一种习惯。这两方面必须连成一贯;就是说,理解是必要的,但是理解之后必须能够运用;知识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知识必须成为习惯。语言文字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到了能够“行”的地步,才算具有这种生活能力。这是每一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记住的。“

“从国文科,咱们将得到什么知识,养成审美习惯呢?简括地说,只有两项,一项是阅读,又一项是写作。要从国文可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羊城阅读和写作的习惯。阅读是“吸收”的事情,从阅读,咱们可以领受人家的经验,接触人家的心情;写作是“发表”的事情,从写作,咱们可以显示自己的经验,吐露自己的心情在人群中间,经验的授受和心情的交通是最且要的,所以阅读和写作两项也是最切要。“(摘自《略谈学习国文》,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23页。)

●要养成阅读能力,非课外多看书籍不可。课本只是举出些例子,以便指示、说明而已。这里重要在方法;本月比上月更善于阅读,今年比去年更能了解,就是进步。修养云云那是身体力行的事,民族精神也得在行为上表现。违反修养,毁隳民族精神的书籍文字固然不必看,但是想靠国文课提倡修养,振起民族精神,却不免招致“文字国”的讥诮。(《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第16页)

●国文教本为了供学生试去理解,试去揣摩,分量就不能太多,篇幅也不能太长;太多太长了,不适宜于做细琢细磨的研讨工夫。但是要养成一种习惯,必须经过反复的历练。单凭一部国文教本,是够不上反复的历练的。所以必须在国文教本以外再看其它的书,越多越好。(《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34页)

●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于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的肩膀上。所谓训练,当然不只是教学生拿起书来读,提起笔来写,就算了事。第一,必须讲求方法。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第二,必须使种种方法成为学生终身以之的习惯。因为阅读与写作都是习惯方面的事情,仅仅心知其故,而习惯没有养成,还是不济事的。国文教学的成功与否,就看以上两点。(《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57页)

●要知道所谓能力不是一会儿就能够从无到有的,看看小孩子养成走路跟说话的能力多麻烦。阅读跟写作不会比走路跟说话容易,一要得其道,二要经常历练,历练到成了习惯,才算有了这种能力。说阅读跟写作的能力差,并不指没有阅读过,没有写作过,是指以往的阅读跟写作还不怎么得其道,因而经常的历练多半成了白费,不能够养成好习惯。现在要来补修,当然得竭力争得其道,跟着还得经常的历练,才可以收到实际的效果。(《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206页)

●苏霍姆林斯基也强调:“学生在掌握知识的时候运用它们,又在运用知识的时候掌握它们。学生的脑力劳动成为创造性的劳动,因而学习就变得大为轻松了。”

●陶行知先生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把学做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比作游泳:“譬如游泳要在水里游,学游泳,就须在水里学。若不下水,只管在岸上读游泳的书籍,做游泳的动作,纵然学了一世,到了下水的时候,还是要沉下去。”

●陶行知说:“譬如游泳要在水里游,学游泳,就须在水里学。若不下水,只管在岸上读游泳的书籍,做游泳的动作,纵然学了一世,到了下水的时候,还是要沉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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