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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古代经典之对偶观(四)  

2017-01-16 10:11:19|  分类: 哲理智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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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典之对偶观(四)

 (2013-03-01 11:11:56)

四、成就与心态

 

在看中国古典著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种现象,那就是不管某项发现或发明是如何地杰出,都不会被冠以人名来称呼它。如我们今天说的武侯连弩,历史上也只叫做连弩;祖冲之所算出的圆周率,当时也只分成密率355、113与约率22/7。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在1912年提出应称密率为祖率,这也许并祖冲之所乐见

但欧美人不一样,一旦某项发现或发明具有一定的意义,不久就会被冠以人名来指代这个成就,要么是自己取,要么是别人帮忙取。如Cauchy中值定理,Euler公式,Newton万有引力,Maxwell电磁场方程等,数不胜数。再比如说微积分里的Taylor级数,Taylor级数在零点的表达式就叫做Maclaurin级数,仅仅是把展开点换成零点,竟然还需要另一个数学家的名字来定义!这似乎是一种很无聊的行为。

我被学生问过很多次:“为什么我们中国号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却什么也没有发现。”我问他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他说:现代大学的教科书里,几乎没有以中国人来命名的定理。学生的这个问题令我觉得很不安。

央视的“探索·发现”栏目曾播放了一部四十余集的纪录片,叫《考古中国》。我相信任何一个看过这个纪录片的人都会为我们祖先的杰出成就感到无比的自豪,会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可是,那些考古发现我们今天除了能考证出时间和相应的帝王之外,还能考证出什么呢?有的甚至连时间也搞不清楚,甚至连真假都搞不清楚。《考古中国》在介绍曾侯乙墓的大型青铜编钟时,我记得其中的旁白有这么一句:

那是一个古代工匠的身影,他,没有名字。

如此大型、如此完美的作品,也许要耗费古代工匠一辈子的时间,但是他没有留下名字我们今天提到这组编钟时,前面都冠以“曾侯乙墓出土的”,而不是冠以某个或某些工匠的姓名。难道说这组青铜编钟没什么了不起吗?不,它很了不起,它纠正了东西方很多学者对中国音乐天文学起源于古巴比伦的误解。它告诉世人,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的天文音乐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大大超越了同时期的古巴比伦古印度。它被称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原考古学的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誉之“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欧美人对于杰出的成就通常采用欣赏的态度,于是喜欢冠以人名但在古代中国,学者们采用的是敬畏的态度。因此,在中国古代的工艺和学术界,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如,传子不传女,偷师是很可耻的甚至是死罪。此外,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能在自己的作品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这一条,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中的玉器行的规矩,为作者作了最好的注脚。

中国学术界有句话叫“天下文章一大抄”,这似乎也可以说明,因为很多研究成果是没有被冠以研究者的,所以很多人在“引用”的时候就毫不客气地拿来了。古人不对成就冠以人名,是否是为了“引用”方便呢?窃以为不然。前文作者论述过,儒家的学者之所以把自己的经典和哲学建立在代数的基础上,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秩序、统一与和谐。为了达到天人合一,我们必须舍弃自我,因为在天地大自然面前,人是微不足道的。

为了达到作品和谐与无瑕,古人选择了匿名方式。试想,如果司母戊鼎、青铜编钟、青花瓷等传世佳作上竟然刻有“某某作”的字样,那该是怎样地煞风景啊!再如,中国古人把满足

x^2+y^2=z^2

 

的正整数解称为勾股数,名称和谐而统一,不管是(3, 4, 5)还是(6, 8, 10),都只有共同的名称。而“勾股定理”这个名称显然也比西方人所谓的“Pythagoras定理”更能描述宇宙大自然。

这种追求秩序、统一与和谐的作风甚至影响了很多读书人。我们今天在考证古籍作品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作品被冠以佚名或无名氏。每当看到这种作品的时候,我都要先默默地感慨一番。古人牺牲名利来成就作品追求天人合一、不违背大自然规律行为,是值得今人景仰并学习的。今天,很多学者为了名利,拼命地剽窃他人的成果;很多研究生导师为了自己的名利,疯狂地扩招研究生来做免费劳力。为了物质欲望的满足,我们破坏了大自然的规律和谐。当今之天、地、人都失去了“一”,失去了“道”。

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时,似乎总有这一现象在发展一门新技术之前,古人总是要深刻地思考这种新技术的利和弊,哪怕眼前可以获利很多,但只要对后世有弊,古人大都选择自我封闭甚至销毁该技术。公输盘(鲁班)和墨子的言行就是最好的例证。这导致当代学者在考古时总感到郁闷,为什么中国古人很早以前就做出了这种东西、那种机器,却没有得到继承?其个中原因,愚以为大致如此。

古代西方学者们面对新技术态度迥然不同。今天的绝大多数科技成果都是欧美人的杰出贡献,但代价是把子孙后代的环境资源都透支了。在发展技术之前,西方学者没有深刻地思考过它的后遗症。在面对眼前的大利和后世的损失面前,中国古人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重视可持续发展,不通过后世的损失来牟取眼前利益,在没有法律和道德约束的古代,这是何等的眼光胸怀!西方科技历来追求以人为本,所以他们倡导自由和民主,喜欢对自己的成就命名。而东方哲学从来都是以自然为本,所以不提倡个性的张扬和思想的过度自由,而杀伤力太大的科技推出不久就会被“失传”。

 

中国古人对成就传播方式也耐人寻味,虽然很潇洒,但客观地评价,应该是不算太成功的。本文前几节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古人的成就,如对不对称的认识对宇宙的解释对二进制的使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这些成就不但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国家,也超越了时空,在数千年后仍然具有举足轻重地位。李政道等对不对称的理解诞生了至少三个诺贝尔奖,Einstein对宇宙的时空解释导致了相对论,Von Neumann对二进制的创造性应用发明了计算机,我们不尊重自然规律导致了气候失常……

可能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可后来的两千多年里就是没有产生系统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呢?这个原因,正是本节所说的“潇洒”之态度。这种潇洒之态度可以归结为两类。

第一类,古代学者们认为那些我们今天看来很杰出的成就仅仅是常识。不管是对宇宙的时空解释,还是事物的不对称,还是二进制的使用,古代学者们首先自己便不将其当回事。想到了也就仅限于想到了,偶尔才有几个人会写下来。古人在和别人交流问题或教训弟子的时候喜欢说“难道这个你也不知道吗”,这绝不是狂妄或调侃对方,而是说话者认为那些知识都是常识,凡读书人都应该知道。比如说《庄子》,在道家被奉为《南华真经》。如果哪个道家弟子不知道庄子对宇宙的时空解释,那肯定是要被同门笑话死。在我们看来都是常识的东西,欧美人可能不这样认为林语堂先生曾介绍过几个剑桥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其有这样的内容:经过一番研究后某学生得出“加糖是为了使冰激淋变甜”的结论,经过一番研究又有某学生得出“加粗是为了使文字突出、显眼”的结论,等等。如果中国有博士这样写毕业论文,有可能会在精神病院度过下半生。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时,并不是不可言传,而是不用言传甚至不屑于言传。

第二类态度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关于这一点,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中已经作了非常深刻的阐述。但为了本书的完整,作者还是得说一点。如果找一中一西两位学者来研究蚯蚓是怎样蠕动的。西方学者很可能的姿势是:一手持放大镜,一手撑地,聚精会神地观察蚯蚓。而中国古代学者呢?他可能坐在太师椅上,一边泡着铁观音,一边以调侃的口气,朝着西方学者的方向,长叹一声道:“玩物丧志啊!”

要古人做物理和生物实验,那真是件大难事。国人的动手能力确实不怎么样,直到今天似乎也是如此。数学史家张奠宙先生在其著作《陈省身传》中描述了华裔美籍数学大宗师陈省身先生一生都做不好实验,并这样描述杨振宁: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物理学大家杨振宁的一件往事。他初到美国,是想读实验物理。但是杨振宁的实验一直不大好。由于实验老是出毛病,以致在芝加哥大学物理实验室里流传着两句打油诗:“哪里有爆炸,哪里有杨振宁(Where is bang, there is Yang)。”这是杨振宁的导师特勒(E.Teller,美国氢弹之父)在一篇回忆录中提到的真实故事。后来特勒劝杨振宁改学理论物理,杨振宁很快就成功了。[1]

中国古人不愿意做繁琐的实验,于是采用了内证的方式,在心里进行哲学式的探索思考。对于西方人现代中国人而言,古人成就的可信度就是这样被打了折扣的因为内证思考虽然是定性的,但得不出定量的“科学数据”。

古人这探索自然方式,对后世影响非常巨大。就单从“君子远庖厨”这句话来说,现在能够考上重点大学的高中生绝不会报考烹饪学院,因为烹饪学院在中国甚至不能算高等院校。孔子的“学而优则仕”使得后世读书人的价值取向非常单一。2006年中国院士圆桌会议上,有个院士讲了这样一个例子:美国有个高中生高考时分数够上哈佛大学,但他选择了纽约烹饪学院。这个例子是值得国人深思的。

 

中国古人对于成就的态度或许是淡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指南针是谁发明的,也不知道火药是谁发明的;我们不知道《木兰辞》是谁写的,也不知道令唐宋元明清所有文学家都黯然失色的《西洲曲》是谁写的;我们不知道到底谁是《易经》之始作者,也不知道祖冲之是怎么算出圆周率小数点后七位的;我们不知道盛行于今天古老乐器到底是谁创造的,也不知道玉器雕琢方法是怎样产生的;我们不知道战国时期编钟是怎么铸造的,也不知道司母戊鼎是谁造的……虽然我所列举都是影响后世整个世界都非常深远的中国古人成就,但我们的老祖宗却仍旧是“佚名”或“无名氏”。

中国人的祖先从来不会在自己的成就前冠以人名来指代,他们是谦虚而谨慎的。当潜艇游弋于今日之深海时,又有谁知道构造原理类似于中国战国时期“罂听”呢?当我们观看到月亮上的环形山时,又有谁知道第一个算出交点月的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祖冲之呢?当我们聆听着钢琴那霸道纯音乐时,又有谁知道琴弦构造十二平均律出自于中国明朝之王室子弟朱载堉呢?当我们盛赞阿基米德发现了杠杆原理时,又有谁知道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就在修筑各自的长城时大面积地使用该原理呢?当我们感受着计算机强大的功能时,又有谁知道计算机代数原理二进制在中国已经有4800年的使用历史了呢?当Einstein因为时空的相对性而闻名世界的时候,又有谁知道时空是有机地糅合在一起的观点在中国至少有近2300年的明文记载呢(详见后文)?……

中国的祖先们从来不会为了自己出名而把自然之道以及解释自然之道方法冠以人名,他们把这些成就简单地看成是自然规律,是上天垂示于人间世的常识或常理,是不应该亵渎的。而西方人与生俱来的掠夺性使得他们对任意自己看上了的东西都有着强烈的占有欲。今天,微积分课本里所谓的求极限的L’Hospital洛必达法则,仅仅是有钱人L’Hospital从几个穷困潦倒的数学家那里花钱买来的;而300多年前Newton和Leibniz谁先发明了微积分,直到今天西方人还在争论(至于微积分中通常被称为Newton-Leibniz公式的那个微积分基本公式,实际上是Newton的老师Barrow先发现的,跟NewtonLeibniz都无关);当西方人把中国的指南针改造成罗盘之后,他们就彻底忘记了中国的贡献当他们把中国的火药改造成火炮之后,便不顾廉耻地炮轰着东方古老的文明并掠夺走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和书籍。他们甚至还无耻地宣称:这些东西太好了,而贫弱的中国没有能力来保护它们,不如就放在我们的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等地,让我们代为保管吧。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宝因此“合法”地成为了别人的玩物。

九十乃至七十年前,中国有一大批学者在争论:中国古人为什么没有利用自己非凡的才智来制造火车、火炮、蒸汽机等工业机器。有些人认为是“不能”,而另外一些人认为是“非不能也,乃不为也”。我看到这些争论时,心中五味杂陈。古人做事,总是以天地宇宙之道为准则,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掠夺别人来满足自己,也没有想过要破坏环境来满足自己。这一观点Leibniz也是赞成的,他曾说:

中国的军事技术落后于欧洲,其原因并不是中国人无能,而是他们有意这样做的……他们蔑视所有可能在人身上引起 或促进侵略性的东西,因为他们仇视战争。[2]

    中国曾经强大的时候,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因此万国来朝,天下咸宁。对于来附庸的小国,中国给与了很大的帮助。中国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来维护附庸国体系经济、军事和政治秩序。让别人来附庸不单单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大,而是为了提供并保持这种国际秩序。今天,中国花了十五年的时间来谈判,终于让欧美人接受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是因为我们想进入当代世界的新经济秩序。虽然中国今天还不能主宰这个秩序,但很显然中国已经可以稍微左右它。我坚信,几十年后,我们可以重新进入主宰者的位子;但我更坚信,我们仍旧会为这个秩序的和谐发展做出更大牺牲。(最好的例证,莫过于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当中,我们一直在购买美国的国债以帮助美国渡过难关,我们多次派采购团购买欧洲各国的商品来帮助欧洲。)

 

参考文献

 

[1] 张奠宙,陈省身传,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p27。

[2] Leibniz,中国近事,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2005,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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